俄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躲进小楼的学究，多半也不是象牙塔内的艺术家，他们颇具“经世”作风，“实践的世界观”使他们将其学术研究和精神探索与俄国人民的道德形象和历史性任务相结合。呕心沥血的苦思冥想，其实既是他们要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世界，造福人民的路径，又是他们对自己在历史与俄国人民面前地位的肯定，“俄国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在in?tellectus，不在智力，而在心灵和良心”，他们思想活动和艺术创作的大旨是要解惑传道，帮助人民担当建设未来社会的历史性任务，充当时代向导。
身处世纪之交、新旧夹缝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典型的俄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类内在和谐的失落、精神性灵的漂泊无形自然感同身受。1891－1892年大饥荒暴露出政府社会政策的严重失误，经济困难导致大批贫困潦倒的工业无产阶级出现，下层社会的不满爆发为公开的反抗，一系列的政治反动和社会危机更加剧了原本徘徊人生歧路的俄国人的紧张情绪，日益恶化的形势，令他们既忧心于难以逃避历史剧变，又悲叹于人类前景之渺茫黯然。当此之时，在精神探索与时代危机的冲突中，梅列日科夫斯基将全副精力投入对宗教问题的紧张巡视上。毕竟，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陈寅恪语）。他的首要关注就是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缺失和俗世教会反基督恶行所引发的精神混乱、政治危机，他以为，“我们走到了历史的康庄大道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了。在悬崖的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会想到翅膀、飞翔，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宗教是民族血肉相连的一部分”，“宗教至今仍在造就民族，赋予民族力量或剥夺力量”。1902年他倡建“彼得堡宗教－哲学协会”，祭起晶光崭亮的“新宗教意识”，与俗世教会和危机社会抗衡。写于1905、1910年的两部宗教－哲学随笔《未来的小人》和《重病的俄罗斯》，便是针对俄国形形色色的宗教论争，从俄国历史和社会现实角度阐发的反思和廓清。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讲的是天上的真理；多神教，讲的是尘世的真理；将来这两个真理结合起来，那宗教真理就完整了。”在他看来，基督教表现为追求精神上的自我牺牲，与上帝的融合，多神教追求个性的自我确立，自我崇拜。人类的灵魂刚好是这两种真理矛盾冲突的所在。对梅列日科夫斯基而言，天上的和人间的真理、灵魂和肉体都同样弥足珍贵、非凡重要，此中最后的一致和谐，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佳结果。而能够达到这一和谐的便是他所谓的最后的宗教———“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他相信，肉体和灵魂之间的冲突、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能够通过“三位一体”的基督教观念解决。对他而言，“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是“联合一切的，不仅是静观的，而且是有积极作用的、将所有现在的和将来的人类文化，所有发现和知识容纳于自身，如同其‘精神——心灵——肉体’被联合于人身一般，将‘理性——意志——感觉’联合于自身的宗教”，他呼吁，“我们应当追求这一力量、这一赢得胜利的力量”，因为人类只有从上帝那儿得到拯救。“只有基督能克服世界、人类、个性命运的二律背反”，当然，没有基督和梅氏新宗教意识就无法走向上帝。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未来的小人》和《重病的俄罗斯》，乃至他全部创作无疑是琢磨其新宗教意识的利刃砺石。身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以人民的身份为人民说话”的俄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亦清楚自身处境的绝望。他知道俄国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两种愤怒之中：来自上面的、专制政体的愤怒和来自下面的、与其说是仇恨的、不如说是不理解的盲目的民间自发势力，但有时不理解比任何仇恨都坏。”而习惯于潜心静观，梅氏的深邃与超前，在他人意识的界限之外，于社会生活中见人所不见，感人所未感，使他无论在挨骂、不受欢迎的俄国，还是在大受称赞和欢迎的西方都遭到不被理解的厄运。而他于本世纪初为“重病的俄罗斯”抓的究竟是一副济世救人的良药，抑或只是一帖安抚自我的清凉剂，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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